"建國后，我們對外貿易基本上就是兩條腿，一條是對'蘇新'(蘇聯和新民主主義國家)貿易，一條是對資貿易。"建國后在粵海關任職的呂健行說，"前者以重工業貿易為主，出口機器和一些重工業材料，但蘇聯的重工業本身很發達，依靠這部分創收外匯很有限，因此實際上，后者在當時的背景下才顯得更為重要。通過廣州這個口岸，經港澳，出品土特產、食品是當時更重要的創匯渠道，盡管這些出口產品的單件價值不高，但數量很龐大。中國當年有近一半甚至更高的外匯收入來自香港，而它們要全部經由廣州。"呂健行在國民黨時代就是廣州海關一名官員，作為最早引進西方文官制度的海關系統，從國民政府時期就有三年一屆國內調動海關官員的傳統，1949年，在重慶海關轉正不久的呂健行剛被調到粵海關，新的時代就開始了。

解放前后最早充分利用這個通道的是急于逃出國內的民間資本。"上海、江浙一帶的官僚資本和市場游資大量南流，通過廣州，經香港流到境外。"呂健行回憶，"當時'申電'成為最流行的金融衍生品，這種上海對廣州的電報匯款，實際上是把國內資金由舊政府的貨幣變成港幣后流入香港，再利用香港的自由金融市場就地投機，或轉移至國外。在1948年到1949年初廣州的銀行、錢莊之間形成了復雜的三角套匯關系。"解放后，這個通道的價值被新政權再度利用。

廣州解放入城式舉行的前一天，馬世誠所在的部隊接到命令，繼續從廣州向南出發，收復香港、澳門，"我們走了三天時間，到了'深圳河'，因為天熱，大家到那兒就都下河沖涼了。"馬世誠回憶說，"就在這時候，部隊通訊官突然說上面有新命令，不讓繼續前進了。"